编者按：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旗舰和重镇。今年4月，北大比较所成立已届15周年，本专刊为此特别编发了相关专家学者的这组文字，以志前事，以启来者。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前身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是1981年在北大前辈著名学者季羡林、李赋宁、杨周翰先生直接领导下成立的；1985年，教育部在此基础上，批准在北大成立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为系一级建制；1993年比较文学研究所改名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分设比较诗学、东亚文化、中法文化与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等四个研究室。
二十年来，在全国同行的努力下，中国比较文学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在世界比较文学阵营中已是一支人数众多、能量很大、有一定学术水平的队伍。特别是在国务院教育部领导下，比较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研究四大学科之一，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多个比较文学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培养人才的体制已基本完善，比较文学在许多学校都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
比较文学的快速发展与当前全球文化的发展态势有关。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如何保持文化的多元发展，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理解是人类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推进不同文化间的宽容和理解，既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又反对文化孤立主义。前者以自己的文化模式为中心，强加于人，强“不同”以为“同”；后者弃绝一切外来文化，对内强求内部的“同”，反对发展更新，对外强调互不相干，反对人类共处必须遵守的任何共同准则。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和能生物，同则不继”等原则很可能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文化资源。
要推进不同文化间的宽容和理解，比较文学，即“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显然处于二十一世纪人文学科的前沿。因为文学在各种文化中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它涉及人类的感情和心灵，在不同文化中有着较多的共同层面，最容易实现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之间人们的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和心灵共鸣，因此也最有利于发扬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至武装冲突。
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虽然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但过去多局限在以希腊和希伯莱文化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体系中，对非西方文化则往往采取征服或蔑视的态度。自全球化时代提出文化多元化问题以来，这一情况有了极大改变，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迅速突破了封闭的西方文化体系，进入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比较的范围。这种急遽变化不能不使一些对非西方文化不重视、不理解、也无准备的西方学者感到困惑，甚至使一些仅局限于西方文化体系的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机构萧条没落。这是文化转型时期难于避免的现象，不足为怪，但这决不说明非西方地区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也必定相应没落。
恰恰相反，事实说明，比较文学在亚、非、拉各国正以空前速度蓬勃发展。1955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在威尼斯成立，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世界性比较文学大会，这种大会历来在欧美两地轮流召开。90年代以来，情况有了巨变。1993年，13届大会在东京举行，盛况空前，参加者近千人，日本皇太子也曾亲临致辞，对于一个单科的学术会议来说，这是极少见的殊荣。2000年8月即将召开的大会在南非举行，报名者已超过千人，2003年的大会也已由理事会决定在香港召开。9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印度、巴西、南非的学者相继参加了这个曾以欧洲中心论著称的世界学会的领导核心。
在这种情况下，反观欧美学术界，也可以明显地看到相应的变化。过去很少关联的几个学术圈子——理论界、汉学界、传统的比较文学界——正在迅速接近。美国杰出的理论家杰姆逊1985年在北大开设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课程，他虽不懂中文，却借助翻译大量阅读了鲁迅、老舍等人的作品，观看了大量中国电影，并将他的心得汇入了他的理论；欧洲杰出的理论家翁贝尔托·埃科1995年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差异”，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中心论的基石；西方新兴的年轻汉学家也早就突破了古老的汉学圈子，向跨文化研究的方向靠拢。如最近出版的美国汉学家显克曼的新作《赛琳与圣贤——古代中国和希腊的知识与智慧》，法国汉学家于连·弗朗索瓦比较研究中西思维方式的著作《迂回与进入》以及他的论文“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等都说明了这种趋势。至于传统的、以西方文化内部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为主体的传统比较文学研究，其向异质文化研究的发展和变化更是已有明显的迹象，如两次连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美国著名学者厄尔·迈纳最新的名作《比较诗学》就是以东西方诗学的比较为核心的；九卷本的世界比较文学史不仅加进了《东亚比较文学史》，而且在现代、后现代的一卷中加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容。
21世纪可能会是一个多极的、综合发展的世纪，也许可以预见以上所述的理论家、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家的结合有可能在贯通古今中外的基础上开辟出一个文化发展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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